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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奇人!奇书!奇识!奇文!

2022-07-01 00:59:34

知道有阿城这个人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时代,当时在人教版的语文课外读本里有一篇《棋王》的节选。看过之后,便记住了阿城这个名字,而《棋王》的故事情节却早已在记忆中隐匿得没了踪影。

许多年过后,偶然间瞥见一篇《中文有多美,看了阿城才知道》的文章,心里开始发痒,便埋下了想要揭开阿城这块神秘面纱的念想。

在我告老还乡之初,随意买了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徐晓的《半生为人》。徐晓在书中这样描述阿城:


与马德升的躁动与疯狂形成反差的,是钟阿城一向的不温不火。我在《今天》认识的艺术家中,阿城可以被称为智者,不止因为他画得好,更因为他人活得明白。

他曾经说“我这个人好色”,还没等我从尴尬中醒过味儿来,他又忙解释:“色不光指女人,应该指一切好东西,比如好的音响,好的照相机镜头……”



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双十一,我破天荒第一次在这一天给自己买了东西——我买了22本书,其中有7本是阿城的。

我一本一本地读阿城的书,一口一口地品尝阿城的文字之美,一步一步地走进阿城百科全书般的世界,不由得心生浩叹,这世间竟有如此奇人!

我不禁感慨,从邂逅一个人,到开始留意,到想要了解,最后到狂热的爱,这个过程竟然可以如此绵长——我与阿城从相遇到相知,这中间隔着我那整个儿荒草丛生的青春岁月。

 


阿城其人

 

阿城本人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我叫阿城,姓钟。出生于一九四九年清明节。中国人怀念死人的时候,我糊糊涂涂地来了。半年之后,。按传统的说法,我也算是旧社会过来的人。

这之后是小学、中学。中学未完,文化“革命”了。于是去山西、内蒙插队,后来又去云南,如是者十多年。

一九七九年返回北京。娶妻。找到一份工作。生子,与别人的孩子一样可爱。这样的经历不超出任何中国人的想象。

大家怎么活过,我就怎么活过。大家怎么活着,我也怎么活着。有一点不同的是,我写些字,投到能铅印出来的地方,换一些钱来补贴家用。但这与一个出外打零工的木匠一样,也是手艺人。因此,我与大家一样,没什么不同。(《文化不是味精》之《小传》)


至于为什么变成小说家据他自己说类似“不小心走入女厕所,就被认定为流氓”。(《脱腔》之《答客问》)

外界对于阿城的评价,可以参见这篇《中文有多美,看了阿城才知道》。

另,在《脱腔》一书中,登琨艳对阿城有过如是评价:

在我知道的所有状态中,阿城是一个标准的文人,从来不占有。不像某些现代文人,占用知名度,把它变成自己的经济产业。

在《答客问》中,卜大忠也觉得阿城“跟现在的一些作家不同,他没有作家意识,不以作家自居”。


阿城之所以跟现在的一些作家不同,诚如徐晓所言,正是因为他人活得明白。

一方面,在阿城看来,作家是一回事,出书是一回事,能不能用它养自己,那是另外一回事。畅销作家和作家是两个概念,畅销作家是有钱人的概念,作家的概念是要饭的概念。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把“作家”印在名片上,因为对别人很不礼貌,那意思就是说:我是要饭的。(《脱腔》之《大家对我有误解》)

另一方面,阿城又认为人们常常说的成名成家,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成名很容易。去卧一次轨;飞起一砖,击碎商店玻璃。总之,造成社会的同情或扰乱治安以及产生种种社会影响,你便成名,令人挂在嘴上。

成家极难。首先,要是一种劳动;再能将劳动的量变为质,通规律,成系统,有独创,方能成家。百姓中所称的“把子”,就是家,虽然可能是犁田、打铁,却都符合“家”的要求。以此观己,远不到“家”。

当被人称为“青年作家”时,阿城便这样调侃自己:近半年常被人称为“青年作家”,于是假作镇静,其实是在暗中控制惶恐,另,我已三十六余,早已进入中年,一定说我还未发育成中年,便很苦恼。(《文化不是味精》之《感谢<作家>》)

 


阿城其书

 

对阿城有了上面的了解,再回过头来看阿城当年凭借《棋王》一夜之间成为公众人物后,随即抖落这一地追捧和名声,一去美国十几年,也就说得通了,当你听到阿城说他后来写完东西就扔到抽屉里不发表,也就见怪不怪了。

当然,阿城写完东西不发表,还有其他的原因。在阿城写小说之初,国内没有出版,写起东西来没有出版的概念。当时只能出版“语录”这样的东西,一九六七年一年就出版了三亿五千万本。

于是,等后来出版渐渐正常,阿城说他对出版的感觉不幸还停留在“写给自己或朋友看”。

直到一九九九年,阿城做这次《答客问》时,他依然觉得从出版来说,中文界不幸还相当保守,有些领域还不如古人,或不如外国。有些东西发表在意大利、日本、法国没问题,发给大陆、台湾却一定有问题。

马哈迪的《魔鬼诗篇》,对英语读者没有问题,对中文读者也没有问题,但是阿拉伯的读者有问题了,要追杀他。我不愿弄到这种地步,这是可以自己控制的,想,随便怎样想,写,满足自己的创作习惯,不发表就是了。

写作有隐私性,隐私的东西公开,常常会冒犯人,就好像客人来了,你忘了收起晾着的内裤。

真诚是有杀伤力的,要求别人表达真诚,先要估量自己受不受得了。

例如,公布性幻想,太太们或先生们受得了吗?创作是无中生有,性幻想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创作吧?(《脱腔》之《答客问》)


于是,阿城写的东西,要么扔在抽屉里,要么发表在外面,让人翻译成他自己也看不懂的外文。

所以,倘若你在国内几乎没见过阿城的书,又或者你根本不知道阿城这个人,这都太正常不过了。

而我彼时买到的这套《阿城文集》,刚好在一年之前千呼万唤终于出版,我不早不晚,正好在这个时候买了,也算是机缘。感怀自己在有生之年能读到阿城先生的文字,是不幸中的幸运。


之所以说是幸运,又是不幸中的幸运,是因为在我读阿城的文字时,随处可见的马赛克处理(□□□□)的确让人感到莫名悲痛。不止如此,据阿城说,大陆版《闲话闲说》比香港版的少了三分之一的内容。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我还在想,如果一会儿这篇文章通不过审核,我也只能忍痛挥刀自宫了。比如这句“感怀自己在有生之年能读到阿城先生的文字,是不幸中的幸运”,我只能阉割成“□□自己在有生之年能读到阿城先生的文字,是□□中的□□”。至于看它的人,能不能理解,就各凭本事自己猜去吧,发挥你们聪明才智的时候到了。


像我这类卑微的小虾米,实在不愿谈及大的话题(□□),对□□也没兴趣。可有时候,只要你张嘴说话,似乎就有这类事情找上门来,躲都躲不开。

我之前写了一篇有关《瓦尔登湖》的文章,当时我自认为写得根红苗正,无半点毒害,不料在发出去时,提示我内容不能通过审核,,但又没有具体指出是谁来。

无奈之余,我只好反复查找,结果读了几遍还是找不出问题所在。

这都是吃了平时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亏,希望身边的朋友引以为戒吧。

可是,找不出这个敏感词,就只能一直卡在那里,实在难受之极。要命的是,那篇文章有6600字的篇幅,我费了几十个小时的心血,写完之后,一字一句地读一遍下来也需要花费不少功夫。一再徒劳地耗到我快要心力衰竭,眼看着天都快要亮了。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某信后台能自动帮我把不合规的地方打上马赛克,或者给点具体的提示也行呀。

情急之下,我灵光一闪,想到一个迂回的办法:就是把我的文章切成两半分别去试验,倘若仍然出现警告,就将这一半再切成两半,如此切分下去,经过N轮尝试之后,我终于将问题定位到某一段了。最后,我发现问题出在了一个四字成语上,我果断删掉其中疑似人名的两个子,竟然奇迹般通过审核了。人生的大喜大悲都来得太快,那一刻,我高兴得差点哭出来。

在封建社会,为了避皇帝的名讳,皇帝名号中的字,下面的人不能用,要改用其他字代替。我们居然将这一传统沿用至今,总算没有数典忘祖,不同之处在于,如今要避讳的范围更广,一品大员、二品大员的名号也要连带着避讳。我以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却不料在某些方面也许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扯得有点远了,回到阿城的书上来。据说在香港能买到阿城的完整未阉割版文集,只是不知道以我浅薄的汉语根基,能否读得惯繁体字,更不知道这辈子能否有幸读到阿城锁在抽屉里的那些东西。

 


阿城其识

 

这里的“识”,取的是“常识”的“识”,诚如阿城所言,他所关心的永远是常识;这个“识”,更是“知识结构”的“识”,亦如阿城说的,没有代沟,有的是知识结构沟。

我自己写东西时经常会提到诸如“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成长环境各异”,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阿城所说的知识结构的差异。

要了解阿城的知识结构,就不能不提阿城的成长际遇。用阿城自己的话说,他之所以与他的同龄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知识结构,其实是歪打误撞。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阿城已经上到初中了,因为其父亲在政治上的变故,阿城被边缘化,被剥夺了一个正常少年应有的尊严。

在《脱腔》里《与查建英对谈》一篇中,阿城提到过当时的一个细节:到长安街去迎接一个什么亚非拉总统,班上像他这样出身不好的就不能去了。要去之前,老师会念三十几个学生的名字,之后说:没念到名字的同学回家吧!阿城有一回跟老师说:您就念我们几个人,就说这几个念到名字的回家就完了,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名字?老师回答的非常好:念到的,是有尊严的。

读到这段时,我的心中隐隐对这个老师充满了愤慨。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而言,长期受到这样的区别对待,其内心遭受的摧残,以及对他往后生活带来不良影响无疑要比我的愤慨深远得多。


但阿城说他习惯了没有尊严,被边缘化反而使他有了自己的时间。那时阿城的家在宣武门里,而琉璃厂就在宣武门外,一溜烟儿就去了。琉璃厂的画店、旧书铺、古玩店很集中,几乎是免费的博物馆。阿城就在那里学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了不少书,完成了他对知识的启蒙。这样的知识结构,不是从课堂上来的,与班里的同学不一样,与他的同时代人也不一样。与时代的主流知识结构之间的差异,成就了后来《棋王》的横空出世,也决定了阿城往后的几十年中,在看问题、做事情上表现出的与同时代人截然不同的视角。

 

了解了阿城的知识结构形成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阿城所说的常识。

在阿城提到的所有常识之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常识是:攻击性是动物的本能之一(1963年由动物研究学者康拉德·劳伦兹提出)。这个常识成为了阿城后来看问题的基石。

在《常识与通识》一书中,阿城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这个常识,有《攻击与人性》、《攻击与人性之二》、《攻击与人性之三》。

有了这个立足点,之前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似乎一下子都能想通了。

我个人认为,阿城对于中文中“文化”一词异于常人的理解,便是建立在这个常识之上的。

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班级对班级,学校对学校,甚至上升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中国“文化”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的,非常简单、明确,它是针对“武化”提出的。

“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面前的面包我抢过来。就是“武”。你的资源,我一把抢过来,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武。

而文的关系中,资源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点,不能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全部拿走。所以,中国的“文”非常简单明确,就是相对于“武”提出的。

因此,“文”是一种关系。文化不等同于知识。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常常是指他有知识。但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不是一种知识,它是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处理成“文”,还是处理成“武”?

这里的“武”其实就是人的攻击性,是人的本能之一。放眼望去阿城所处的这个社会,为什么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武化?就是因为人的攻击性不会改变。

而“武”和“文”的关系,就成了很简单的生物“本能”和“约束本能”的关系了。(《文化不是味精》)


十分有意思的是,阿城最初知道“攻击性是动物的本能”这个常识是他在云南插队偷听敌台时偶然听到的。

这颗常识的种子在阿城的脑子里种下之后,当他插队返乡回到文明世界,必定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透彻的求索。我不知道他那些对人脑、对胃蛋白酶的了解是否也是由此发端。

我一直在想,阿城被边缘化的学生时代,给了他独特的知识结构,而在云南偷听敌台又让他获得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人生常识。独特的生活际遇,造就了阿城独特的知识结构和非凡见识。阿城之所以成为今天令人惊叹的阿城,应当感谢这样的命运吗?

可是,在那样的年代,与阿城经历相似的人一定大有人在,甚至是数量庞大,而我们今天看到的阿城仅此一个,别无其他。

诚如阿城自己所言,。“苦难”这种东西不一定是个宝,常常会把人卡进狭缝儿里去。(《闲话闲说》)

 

另外,阿城有两点卓识,实在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读来感觉极对我的脾胃。

其一,是阿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中国农民的同情。

在《脱腔》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好像不言自明,无非是劳作辛苦,物质匮乏,身心待遇恶劣,总之不当如此。但问题也在这里,当地,其实不止当地,而是中国农民就该当如此处境吗?知识青年,其实是中国或阶层的继承者。知识青年为何要返程?是因为返回既得利益系统之后,可以享受例如工资级别、劳动保护、医疗保险等等。中国农民有何既得利益?他们无城可返。……只可怜中国农民无利可趋,害不可避。这不公平,还不如美国的黑人。(《脱腔》之《征文阅读心得》)


阿城少年时被边缘化,在农村插队期间又与农民常年共苦,等到返乡回京,返回既得利益系统,仍不忘替这个系统之外的农民说话,尤为难得。

这个世界上多的是饱汉不闻饿汉饥,能吃上饱饭的人,还能惦记那些吃不饱的人,还能设身处地为他们说几句话,这并非是人人皆可轻易做到的事。

我在《回不去的农村》一文里蜻蜓点水般提到农村的积弱贫困归因于国家的宏观政策,由此观之,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还不如这部分同情农村的城里人尖锐,实在令我汗颜。相比之下,我说话还算客气。

 

其二,是阿城认为,人在有生之年,不妨多东张西望,拼命干,其实浪费生命。商业竞争常常是盲目的,我们不妨有胆量闲一闲。(《脱腔》之《答客问》)

我在帝都上班的最后一年,有幸目睹了共享单车百家争鸣的盛况,每每看到那五颜十色的自行车海,都不免要感叹一句:这帮人都疯了!这帮人简直全都疯了!。

身处快节奏的滚滚商业大潮,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难免被裹挟其中,表现出近乎疯狂的鸡血,唯恐落后,唯恐坐失良机,唯恐错过所谓风口,唯恐争不到所谓红利。这情景像极了在农村喂鸡,每当我先“咯咯咯”吆喝几声,然后往地上撒一把稻谷,鸡们也都是这般一拥而上的。当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我这个老弱病残身体跟不上了,干不动了,不能将我的一腔热血报效这个伟大的时代,倍感惭愧,只好躺在家里祝愿你们如愿以偿。

 

就在我躺在家里啜粥终日的这段时间,我深切体会到阿城先生所说的闲下来需要胆量。

好在我这人性子慢似蜗牛,本来就属于落后的一类,所以不必担心落伍,不必害怕与社会脱节。

即便如此,日子久了,也难免要为柴米生计愁,人总得想办法在这个世上存活下来,不能总是连累家人父母。

就算抛开柴米不说,就算我没有吃你们家大米,也不打算开口找你借钱,即便是事不关己,可总有人出于好心,总想拉我一把,把我拉出这泥淖不堪的歧途,拽回那紧张忙碌、秩序井然的正轨里去,而且这股力量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因此,想要闲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多多少少需要一些胆量。

 


阿城其文

 

读罢阿城的文章,闭目回味,有余音绕梁。我感受到的阿城文字之美,并非辞藻华丽,而是中文的简练精确,干脆利落,自有一番节奏,每逢意在言外,便觉回味悠长。

例如,“说起来,自己这几十年,恶的经验比善的经验要多多了,自己亦是爬滚混摸,靠闪避得逞至今。”(《闲话闲说》)

又如,“那火的顶端,舔着通红的天底。我这才明白,我从未真正见过火,也未见过毁灭,更不知新生。”(《树王》)

再如,“少年历得风尘,倒像一树的青果子,夜来风雨,正担心着,晓来望去却忽然有些熟了,于是感激。”(《文化不是味精》之《且说侯孝贤》)

这样的句子,看似平平无奇,可是读来总让人爱不释手。


用阿城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希望的是将他的文字做到饱满、响亮。(《脱腔》之《答客问》)

就写文章而言,阿城认为,好文章不必好句子连着好句子一路下去,要有傻句子笨句子似乎不通的句子,之后而来的好句子才似乎不费力气就好得不得了。人世亦如此,无时无刻不聪明会叫人厌烦。(《威尼斯日记》之《五月五日》)


除了文字之美,读阿城的文章时,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叹,这个人读的书实在是太多太杂了,不禁让人眼花缭乱。

作为一名不入流的前数据分析狗现无业游民,一时兴起,统计了一下这套文集提到的书目,竟然多达240本。

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准确,人工统计难免会有遗漏,而且有的书并没有提及书名。

比如下面这段:

我在贵阳的时候,见到过一本很有趣的书,讲若上京赶考,则自贵阳出发时雇驴走多少钱,雇马走多少钱。第一天走到什么地方要停下来住店,多少钱,一路上的吃喝用度,都有所需银两细目。直到北京卢沟桥,当晚可住什么店,多少钱,第二天何时起身入城,在京城里可住哪些店或会馆在哪里,各多少钱,清清楚楚,体贴爽利。最有意思的是,说过娘子关时可住的一个店中有一位张寡妇,仅此一句,别无啰嗦。(《常识与通识》之《跟着感觉走?》)


我举这个例子,除了想说明这个240本只是一个大概并不精确,还想告诉那些平时觉得读书是一件门槛极高的事,或者认为读书枯燥乏味的朋友,当你真正开始读起来,你会发现,读书自有一番它的乐趣。

好比我们许多人一听到古书,要么心生畏惧敬而远之,要么下意识觉得古人都是极迂腐死板的。读完这段文字之后,有没有觉得这个古人也很调皮?


阿城先生读过的书可以说是荤素不吝,既有《诗经》、《离骚》,也有《》、《肉蒲团》。

以此观己,便觉出自己读书不仅浅薄,而且狭窄。

许多年前,有一段时间对《肉蒲团》产生了兴趣,但我从未想过搜罗这本书,而是偷偷下载了一个3D电影,一路看下来,除了雾里看花的朦胧,到现在,只记住了片尾的一句“你若无情我便休,往事如昨易白头”。


阿城先生教训得极是,只吃一种肉是危险的,只有阅读更宽泛,才会进入另外的境界。读得越多的时候越不尖锐,读得越少的时候越尖锐。(《文化不是味精》之《只吃一种肉是危险的》)

我应当多读些书,多读些不同类型的书。

 


总算写完了,原打算再写一段“阿城其志”,把阿城百科全书般的志趣写一下。无奈自己太过浅薄,恐写得不得要领,先就此打住吧。

洋洋洒洒拼凑了这满篇糊涂言,仍难掩我的浅薄,难免粗陋。对阿城先生的诸多妄测,恐不得其神,牵强误会,如有冒犯之处,只希望阿城先生如果打起喷嚏来,知道我对先生原是充满敬意的,不要怪罪。


本不该在读完一遍《阿城文集》之后便匆匆下笔,写此文章,我应当多读几遍再写。只是阿城先生的志趣实在太丰富,而我本人太过浅薄狭窄。

我五音不全,领会不了先生对音乐的灼见;我也不懂绘画,最多在外甥女的强迫之下涂几笔比光头强本人还丑的小人;我更不敢说会摄影,我只会拿起相机装装样子;至于建筑、书法、电影、剧本更是一窍不通。

在先生的所有志趣中,我唯一能沾点边的,是从《威尼斯日记》得知阿城先生也看NBA,是湖人球迷,希望以后有幸能读到先生关于篮球的文章。

浅薄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有所长进的。骨瘦如柴想吃成胖子,也不是一口气能办到的事。我还是暂且先放一放,去经历一番,等到有新的东西进来,再来重读阿城先生的书吧。

 

最后,关于一本书或一篇文章有没有必要读很多遍,再多说一句。

我个人认为,好的书或者好的文章是经得起反复读它的。虽然是旧酒,但在不同的时间,你是带着不同的经验在同它交谈,有时候甚至可以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在看同一本书。

倘若你读过许多书之后,依然没有一本书能勾起你的兴趣重新读它,要么是书的作者太过浅薄,要么是我们自己没什么成长。


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朋友,每每听到或看到她之前知道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我知道这个,我看过这个。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想起小时候上学,老师提出一个问题,下面的学生便马上举起手来,抢着要回答,心里默念着我知道我知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都是四十多岁的老阿姨了,感觉还是跟小学生一样咋呼,如此暮年童心,真是好生羡慕。具体是谁,就不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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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看了阿城的文章后,某一天和七大爷聊天,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要饭的。不料,七大爷说,能要到饭也是一种本事,现在不是所有要饭的都能要到饭。

她又说,上班也是找领导要饭,这么算来,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上班是向同一个人要饭,而我是沿街乞讨。

听了七大爷的话,很是开心,也很鼓舞。以前要饭时,心里总有一丝惴惴不安,不是怕没面子,而是怕搅了大爷们的雅兴。

托七大爷的福,从此以后,我大概可以在心理上挺起腰杆,堂而皇之地跑出来要饭了。

七大爷说的没错,我的破碗就摆在这里,能不能要到饭,我凭的不是不要脸,我凭的是自己的本事,至于你给不给,那是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