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抵达仙台后不久，日中友好协会为我们四个新来留学的本科生开了一个欢迎会，地点是在市中心的一番町或者是国分町。一番町是商店街，隔一个红绿灯，相邻平行的国分町是酒吧街。在饥馑年代出生的我，对于食品有超强记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生鱼片放在像一条船的盘子上，我们都是第一次吃生鱼片，好像是我吃得最香也最多。从那以后有若干年，我一见到生鱼片就忍不住食指大动，可惜我是学生，很少能自己掏腰包去吃。等到可以想去吃就吃的时候，人已经到了美国，生鱼片就没有那么好吃了。现在我也仍然时不时去吃寿司，不过如今在芝加哥郊区开日本餐馆的大多数是华裔和韩国裔，虽然也好吃，但是不那么正宗。
在数码单反相机日新月异的今天，无论海内海外，扛着长枪短炮的华人随处可见；网上网下，大大小小的摄影师们此起彼伏。我半生见过不少风景人物，却总是想不起照相留念。好像只有在刚出国的头两年，行走了大半个日本，拍过不少照片。因为年青，免不了自恋与恋爱，看到一处风景就有感触。夏天一放暑假，我就去了东京，在池袋旁边的免税照相机店买了一台尼康FG单反相机加上广角、标准和70～200三个镜头，讨价还价一下午，最后付了十四万多日元，在当时算是豪华装备了。背着一个沉沉的照相机包回到仙台，没过几天就乘船去北海道，第一次在海上看日出，也拍了照片。此后的一年多里，照风景、照生活、自然也照美女同学，但是照着照着就渐渐没了兴趣。1984年第一次探亲回国时，把整套相机留在了北京，回来以后买了一个傻瓜相机。
当年十四万多日元比我两个月的奖学金还多，之所以敢买无非是因为手头有预支的三十五万。刚刚到日本时，每个月的奖学金是六万五千日元，好像是第三年涨到六万八千，上研究生以后涨到七万八千。如果在学校餐厅吃饭，基本就是月光族，所以我们一到日本就开始自己做饭。当时同学少年，都是二十岁上下，一路学校里走过来，大多数不大会做饭。我很幸运，，很快就辣子鸡丁、韭菜鸡蛋等等炒菜颇为熟练，不到半年就能够四菜一汤招待同学了。
买了相机不久后，银行帐号触底，一算账前半年开销严重透支，只有去打工挣钱，填补亏空一途。当时上面是有规定不许去打工的，好像理由是会影响学习吧。留学还是新生事物，管理的思维还是原来那种什么都要管，所以出国前集中培训时，听了一大堆规定这个不许、那个不能。我照例一开会就打盹或者走神，自然什么都没有走心，只明白了一点：要打工需要私下进行，不要大张旗鼓。半年下来，观察到去打工的留学生其实颇有几位，只是嘴上从来不说而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我也悄悄去打工。第一次打工是去推销高考辅导课程教材，没有在日本参加过高考的留学生去推销日本高考辅导教材是有些滑稽的。那时候的推销，还是传统的挨家挨户敲门，遇到的多数人，对这个操着半生不熟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比对教材本身更加好奇。这套教材定价十几万日元。实在是昂贵了些。我推销了四个星期，一套也没有卖出去，很没有成就感地辞了工作。不过这份工作的底薪是800日元1小时，所以我还是领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资，立马很开心去吃了一顿西餐。
二
在日本留学的第一年，被投掷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环境，周围不再有谈得来的人，日常生活或多或少是一种文化冲击。那时候中国和日本的差距，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似现在走在北京或者上海，有时候觉得比东京更繁华。那一年诗写得特别多，信可能写得也不少，如今想来都是有理由的吧。但是另一方面，我有一种很清晰的轻松感：在这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异乡人。我就是我自己，和别人不再有任何关系。我不再承载某种期待，不再被认为与众不同。那时候我已经读过加缪，他笔下的主人公以漠然的方式拒绝整个世界，其中的震撼力，在我看来远远胜过萨特的声嘶力竭。加缪在怀疑中自相矛盾，在自我放逐中寻找自我：“我从未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灵魂相距甚远，而我的存在却如此真实”。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标记之一是西方近现代思想家的重新涌入。在大学生里，萨特、弗洛伊德风靡一时。我却在加缪的小说里感到了比理论体系里更多的东西，这也折射出我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与理解的方式。我在1978年读罗素著《西方哲学史》，才明白西方哲学系谱如此深厚博大。我们从小被遮蔽了全貌，能接触的十分有限，所知道的碎片而偏颇。罗素的这本书，自然不会提到马克斯·韦伯。实际上韦伯的名字一直流传不广，他的学说在中国了解的人也始终很少。我在仙台读大一时，社会学教授细野先生是研究韦伯的学者，他用的教科书是他自己写的，其中相当大的篇幅是关于韦伯。细野先生不高，身材痩削，黑边眼镜后面的两眼炯炯有神。八十年代初，日本的大学老师一般比较注重仪表，日本人穿着又比较正式，所以学问如何另当别论，看上去都比较让人起敬。细野先生总是头发整整齐齐闪着光，穿西装、打领带，很干练的样子，看上去既像大学教授，也像公司高管。我因为对社会学有兴趣，有几次下课以后去他的研究室向他请教。他对我很友好，，大概让他也觉得很有意思。我从小在大人堆里长大，对于学者、高官都毫无神秘感，看到先生在研究室自己点烟，就问他可不可以抽一支，得到同意后，就和他对着冒烟聊天。三十多年前，日本男性大多数都抽烟。大学三年级进入研究室以后，师生一堂的讨论课上，轻烟冉冉中研习经典是常见的情形，不知这样的风景本世纪是否依然。
对于我这样的文科生来说，更深层的震撼来自于课堂与书本。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是振聋发聩的，给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向度。从，尤其是卡尔文教派的信仰中，梳理出财富追求中的虔诚，是理解多少代资本主义富豪精神世界的钥匙，比尔·盖茨、乔布斯、小扎都还是在这一系谱上。
然而韦伯影响我最深的是他的方法论。在细野老师的课堂上，我第一次明确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分际所在。韦伯的理想型范式，昭示了人的社会行为、历史过程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的物理过程，历史学者是无法仅仅通过历史记载直接复现历史的。预设的概念与视角无可避免，认识历史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修正概念与视角的过程。可惜韦伯的方法论至今大多数人并不理解。某种意义上，韦伯和加缪竟然给我殊途同归的感觉。他们的怀疑自省精神、对目的论的高度清醒，都是在西方思想史上也不多见的。在我看来，骨子里确有相通之处，虽然德法的思考方式和气质毋宁说是截然相反的。
三
一个爱乐群里的朋友发给我玛莲·迪德里奇（Marlene Dietrich）唱的“莉莉玛莲” (Lili Marlene)，三十多年没有听这首歌了，重温依然十分感动。1982年在仙台上大学时，校园里常有各种电影广告，多是学生社团自己放电影，内容五花八门，和国内大学一样，往往就是找个大阶梯教室放，只是电影机器不错，很少断片。我所在的文学院，有个电影研究会，经常放电影院里很少见的欧洲电影，价格则比电影院便宜一半都不止。伯格曼的电影看过好几部，但是当时印象忒深的是《莉莉玛莲》，相当一段时间里，上下学走在街上，都会轻轻哼起“多想和你在一起，莉莉玛莲，莉莉玛莲”。
这首歌的原词写于一战中，把两个女孩的名字合在一起。后来德国作曲家舒尔茨在1938年谱曲，由歌手拉莉·安德森演唱。开始并不流行，直到1941年在被德国佔领的贝尔格莱德广播电台播出后瞬间风靡，在二战中传遍欧洲，无论是德军还是同盟军，都在战场上唱着这首歌走向炮火，走向死亡。，。已经逃出德国的玛莲迪德里奇演唱了这首歌的英文版，把战地情歌传奇继续。电影《莉莉玛莲》是根据拉莉的经历演绎的故事。
德国女歌手薇莉和犹太裔青年作曲家罗伯特在苏黎世相爱，罗伯特的父亲，犹太秘密组织领导人坚决反对，使用谋略，让薇莉回德国后无法进入瑞士。二战开始后，薇莉以一曲“莉莉玛莲”成名。罗伯特听到薇莉的歌声后，潜入德国去与爱人相会，后来被捕。薇莉为营救罗伯特从事地下工作，最后以交换战俘的方式救出了罗伯特，自己却身陷囹圄。战后她去瑞士找罗伯特，却看到他已经结婚，功成名就，只有悄然离去。电影拍得相当冷静，看完却让人感伤。看电影时介绍导演刚刚英年早逝，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只活了37岁的法斯宾德是一位天才，也是德国新电影的代表性导演之一。在富于节制的叙述中，他不仅讲了一个令人悲伤无奈的爱情故事，更写出战争中女性的遭遇，写出在正义的背后往往有另一种冷酷。
在此之前，，就或多或少有些正邪不两立的倾向。《爱与悲伤的波莱罗》里，以法国香颂歌手皮雅芙为原型的故事，是我看的第一个以战争中女性的无力和无奈为主题的，女歌手战后由于为德军唱歌受到羞辱。《莉莉玛莲》更多了一重看上去代表正义的一方对爱情的不容忍。电影的力量有时是巨大的，能够以诉诸感官的方式动摇人心中固有的观念，在我的青年时代也是文化冲击的一部分吧。
四
青春多醉酒，当时七荤八素，若干年后却是美好记忆。在日本第一次醉酒是同学聚会，我掌勺做了几个菜，厨艺还不熟练，难免手忙脚乱。匆促之间，空腹喝了一瓶啤酒、一杯红酒、一杯威士忌，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后来同学讲我曾经忽然放声歌唱，然后一头睡倒。而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醒来头很晕，是一位师兄用自行车载着我从城南回到城北的公寓。第二天早上八点五十分有一门课期中考试，我睡了两个小时，就在漆黑的夜里挣扎着爬起来，用凉水洗个脸，然后复习功课。天亮不久，脚底踩着棉花般去了学校。那门功课我居然考了个A。
第二次醉酒，却是真的喝太多了。那是去外地看同学，边饮边聊，一时兴起，又去了一家酒吧，把口袋里的钱全都掏出来换酒。出来下楼梯时，都有一点跌跌撞撞。外面月光皎洁，在校园的小路上已经走不直了。我是借宿一间空着的宿舍，走到房间门口，明明房间在左边，却身不由己推开了右边一扇门。幸好那是学生宿舍的电视房，但在里面看电视的一个学生还是被吓了一跳。我向他道歉，然后一转身就把对面的房门撞开了。我嘴里说着“真对不起”就关上了门，再醒来发现自己和衣睡在地上。
记忆就这样筛去为数众多的平淡无奇日子，留下一些瞬间，构成一个人的过去。我在十几岁时候就觉得，其实人只是为某些时刻而活，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生命没有意义。这种想法的背后，隐藏着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怀疑，与主流、与大多数人格格不入，尤其是在一个貌似百废俱兴、蒸蒸日上的年代。混迹在全国一年仅仅选一百名的留日本科生之中，大多数都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精英、学霸，不乏内心满怀宏图大志的家伙。好在我从小不与人争论，也很少和别人讨论价值观。世界上我感兴趣的那么多，时间根本不够用。所以我很习惯和别人平行。两条小路的交叉。终究是某种缘分。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而且我对自己的想法比较坚守，一方面出于自信，一方面由于宽容自己，觉得还是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比较好一点。对自己宽容的一个副产品是对他人的宽容，因为自己内心的任性，对于不同的想法、对于各行其是的活法，反而比较容易接受。在追求成功与成就是理所当然的年代，我很自觉地走向边缘化，在文字中、在感觉世界里寻找自己期待的瞬间。也许是一句诗，也许是一杯酒，也许是一个眼神。
1983年秋天，苏芮的歌声像一阵山火般席卷，《是否》、《请跟我来》与《酒矸倘卖无》都是传唱了三十多年的一代经典。然而，最感动我的却是《一样的月光》：
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如今一年会有那么两三次，我独自一个人在地下室唱卡拉OK。偶尔还会想起这首歌，想起一样的月光，曾经照着无处安放的青春。
（原载2016年3月7日《经济观察报》）